怎样让“房东老大娘”笑逐颜开
本刊评论员：江宁
聊几件和调查研究有关的掌故。
北宋政治家王安石，27岁出任浙江鄞县（今宁波市鄞州区）知县，一上任便花13天时间跑遍14个乡，对县情民意做了一番详尽调研。他发现，年成好时，贫苦农民还能勉强糊口；一旦遇到灾害，只能靠借高利贷度日。如何让农民走出困境？王安石想出了“贷谷于民”的办法：青黄不接时，农民可向政府借贷；待到收获之时再以低息偿还——这就是“青苗法”最初的试验。20多年后，“青苗法”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在变法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相左、分属不同阵营的苏轼，无论是做有职有权的地方官，还是做贬谪流放的“戴罪”人，在深入基层、调研民情上，却与王安石出奇一致。在凤翔，他勘探地形，测绘草图，疏浚扩池建东湖；在密州，他踏遍山村田野，察看蝗灾，救助弃婴；在徐州，他亲自挑石运土，吃住在城墙上，不分昼夜抢筑大堤；在儋州，他走乡串户，帮农民改进农具，教百姓种植蔬果……
这些封建士大夫尚且深谙调研应为百姓解忧的道理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，共产党人又当如何？
1952年，为写作《创业史》，作家柳青辞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职务，到皇甫村落户，一住14年。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，找他给出主意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，爱跟他掏心地谈上一阵；甚至家庭纠纷、小孩生病，也来找他评公道、寻药方。
· 柳青在写作。
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，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”。在兰考的475天，他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，找到了根治“三害”的办法，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播撒下“千顷澄碧”。
1982年，习近平同志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，八一厂的作家、编剧王愿坚跟他讲到柳青。王愿坚对习近平说：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，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，就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。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，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？习近平同志当即说：你说得太好了，我一定谨记这句话。
· 1983年，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（前排居中），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。 图片来源：新华社
可见，只有解决好“为了谁”这个根本问题，调查研究才能有的放矢、脚踏实地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解群众之所难，制定出让“房东老大娘”笑逐颜开的政策来；这个问题解决不好，调查研究就会从源头上变形走样、变质变味，提出的建议、制定的政策要么隔靴搔痒、自说自话，要么顾此失彼、左支右绌，有时还会让人民群众哭笑不得甚或怒不可遏。
“调研什么”，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。赤壁之战，曹操一不调研己方，只看到自己军队强大，不知士兵不习水战；二不调研彼方，只看到东吴弱小，不知吴军长于水战；三不调研天文，认为冬天只会刮北风，不会刮南风；四不调研地理，没料到北军到南方水土不服，发生疾疫；五不调研人才，没看到对手人才济济足智多谋，结果被孙刘联盟烧得“樯橹灰飞烟灭”。
不调研不行，乱调研也不行。调研的问题选择不能主观臆断、闭门造车，不能自以为是、自设靶子。靶子错了，靶心偏了，必出昏招，必招败局。今天，有一些调查研究喜欢搞“头脑风暴”、搞“问题秀”，憋在办公室里罗列了一堆问题，实则根本不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。曾有某地社科研究单位在汇报重点研究方向时，动辄就是“全球化发展战略”，却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兴致索然，招致省委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。这和赤壁之战的曹操如出一辙，自以为“高瞻远瞩”“深谋远虑”，实际上是凌空蹈虚、脱离实际。当前，实践遇到的新问题、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、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、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、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，才是迫切需要聚焦的真问题。
“怎么调研”，则是关乎调研质量和成效的重要问题。
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。他在其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》的基础上，写出了《调查工作》，即后来的《反对本本主义》，提出了“没有调查,没有发言权”的重要论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对经济工作进行了一次规模大、时间长的系统调查，写出了《论十大关系》，成为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。他说：“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？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，每天谈一个部，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，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。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，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？不可能形成。”
· 毛泽东早期撰写的部分调查报告。
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后被中央派往广东省委工作，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。他不仅考察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、莲塘，站在中英街界碑前目睹香港的车水马龙，亲身体会发展的差距，还直插现场，走了23个县，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，为珠三角找到了建立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发展出路。
调研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，但是归根到底，要带着问题来、冲着问题去，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，不能搞浮光掠影、人到心不到的“蜻蜓点水”式调研，不能搞做指示多、虚心求教少的“钦差”式调研，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、丧失主动权的“被调研”，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、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“嫌贫爱富”式调研。
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，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，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。更重要的是，调研的过程也是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，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，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。如果调研偏向失焦、不知所谓，或者装腔作势、应付差事，这样的调研还不如不调研，否则，不仅侵蚀了公信力，也寒了群众的心。
总监制： 吕 鸿
监 制： 张建魁
主 编： 许陈静
编 审： 凌 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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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文刊载于
2023年第7期《环球人物》杂志
总第490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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